日華牧師解答資料員問題時分享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時，
摩西是因為聽從神的帶領， 為以色列人施行十災和分開紅海，
甚至在曠野中使磐石出水和天降嗎哪，
摩西名符其實是六百萬以色列人的大恩人，
但是，為何以色列人不單十次埋怨摩西，甚至曾經想殺死他呢？
為何以色列人竟如此埋沒良心、毫無人性，
反過來以怨報德，恩將仇報呢？
日華牧師分析，就如現今香港大量黑衣人，
參與「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即俗稱「反送中」的心態一樣，
一般而言，假如有人在思想中出現一些違反一般社會道德和倫常，
甚或反社會的恐怖主義思想時，如果只得自己孤單一人，
或是只有一群小眾兩、三人的時候，
通常都會因為害怕別人的反對和歧視目光，
寧可選擇藏起這些思想，也不會把這種想法公開在人前。
即使是公開，也只會在一群志同道合的小眾中，
或是網上隱姓埋名，沒有人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
才會敢說出自己心中所想的邪惡歪理。
然而，當社會因為一些事件的刺激，出現一種新趨勢，
例如︰今次香港政府推出的「修訂逃犯條例」，
導致大量人一同發出同一種反對聲音， 就令這一群人開始覺得，
即使是大逆不道的事， 但只要人數夠多，
有很多所謂正義的聲音和勢力支持自己，
在大家互相幫助、聲勢浩大的情況下，就可以大言不慚，
甚至做出一些以往獨自一人，
或只有一小群人的時候不敢做和不恥去做的惡事。
如同出埃及的六百萬以色列人一樣，當一大群人，
甚至上百萬人，被一小撮人煽動，
將自己心中的惡念無限擴大和無限合理化之後，
這一小群人就會認為，只要支持自己的人數夠多，
或是以為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想，
就可以隨意推翻以往的社會規限、道德倫理觀，甚至法律。
例如︰現在我們就會明白，為何每年同性戀者都會在不同大城市中，
舉行所謂的「驕傲大遊行」，他們正是利用這種所謂人多勢眾的心態。
明明以往的世代裡，同性戀的行為是極為羞恥，
明明他們只是社會上少於 1%的極小眾，
平日絕不會有人主動支持他們的所作所為，
但只要人數夠多，有成千上萬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公開遊行，
就會令大家一同得到鼓勵和壯膽， 在心理上，
將自己犯罪的行為合理化，壓抑良心的聲音，使自己慢慢變得麻木。
又例如︰為何現今的香港，
會發展至幾乎每日都有黑衣人暴徒上街破壞和搗亂呢？
明明發生黑衣人暴亂之前，
如果我們看見有人在街上隨處亂丟垃圾，我們都會鄙視他們，
但是，為何現今香港開始了所謂的「反送中」暴動後，
即使每天有大量人在街上用垃圾和廢物堵路、破壞公物、
破壞鐵路、 破䃶商店、放火、掟燃燒彈、追打警察、
追打持相反立場的途人，他們都覺得是完全正確和合理，
而所謂「和理非」的示威者，又會稱這樣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呢？
豈不是因為香港有一大群，所謂上百萬人的「和理非」反政府示威者？
他們所謂與黑衣人暴徒的目標一致，所以不肯與暴徒「割蓆」，
甚至與他們同謀， 令黑衣人覺得自己的立場和做法，
是佔社會上的大多數， 所以就可以不擇手段，令暴動成為每日常態，
甚至彷彿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
其實，「不割蓆」根本就是與暴徒同謀結黨，
如同劫匪與幫手看風並接載的司機一樣，歸根究底也是蛇鼠一窩的同黨。
所以，環顧由今年 2019 年 6 月 9 日第一次「反送中」大遊行開始，
至 3 日後，6 月 12 日第一次大批黑衣人湧現，
以武力方式包圍立法會，以及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
整個香港，彷彿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盒子」，
即不敵好奇心的引誘，打開了藏著災難的盒子，
挑動了一群內心一直存在暴力傾向的暴徒。
當他們眼見所謂上百萬香港人上街示威反對政府時，
他們就開始要求所有反送中的遊行人士「不割蓆」，
支持他們這一群小眾，以武力對抗政府，
以所謂上百萬人的支持為理由，將他們的暴行合理化，
並且，當政府不願意回應他們一切不合理的要求時，
更可以將武力行動不斷升級。
由破壞立法會、襲警、堵路、阻塞交通和鐵路強迫別人罷工、
挑釁黑社會以製造輿論、衝擊警局、
警察員工宿舍、「起底」恐嚇警察家眷和子女，
在網上不斷捏造事實，甚至在港鐵站和街頭放火、擲燃燒彈、
毆打反對者等令人髮指的暴行。
他們仍將一切行為合理化，並歸因於「人多勢眾」。
縱使真正走上街頭以暴力方式破壞社會的黑衣人，最多只有數千人，
但是，因為有一群數十萬，甚至所謂上百萬，
願意與暴徒同謀、不「割蓆」， 同樣反政府的「和理非黃絲」的支持，
令黑衣人在心理上得到極大支持，
理直氣壯地將自己的惡行掩飾為「正義戰士」，
認為是因為政府先無賴和無恥， 所以，
自己才以「更無賴和更無恥」的方式對付政府，
說服自己這種破壞完全沒有問題。
其實，支持黑衣人暴動的根源，正是數次所謂數十萬，
甚至所謂上百萬人的「反送中」大遊行的龐大人數，
麻木了黑衣人的良心，甚至遊行人士的良心。
所以，遊行人數的多寡，是極為決定性，
如果遊行人數因為大量暴徒湧現，而大幅下跌，
立時就會令黑衣人心知自己理虧，
暴動事件亦會隨著遊行人數大幅下跌，慢慢平息。
因為當暴徒的惡行得不到大量支持，他們的良心就會受到強烈譴責，
使他們不能再繼續做下去，只能一如以往，將惡念藏在心中，
或是如黑社會般，隱姓埋名地做，潛伏於社會的暗處行動。
按以上原理，我們就會明白，為何每當大遊行之後，
反政府的政客計算遊行人數時， 往往都會與學者、
警察、獨立組織或國外組織統計的數字，有大量出入，
有時甚至會比學者和警察的統計數字高出五、六倍以上。
例如︰今年 2019 年 3 月開始，
各個民間團體已經因為香港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
舉辦了多次示威遊行， 而每一次主辦方在遊行後宣佈的遊行人數，
都與警方點算的人數有很大出入。
2019 年 3 月 31 日第一次反修例遊行人數，
主辦方報稱遊行人數為 1.2 萬人，
警方報稱指高峰期只有 5,000 人，兩者相差 2.3 倍。
4 月 28 日第二次反修例遊行，主辦方報稱遊行人數為 13 萬，
警方報稱 2.3 萬，兩者相差 5.6 倍。
6 月 9 日反修例大遊行，主辦方報稱人數為 103 萬人，
警方報稱 24 萬人，兩者相差 4.3 倍。
6 月 16 日反修例大遊行，主辦方報稱人數為 200 萬人，
警方報稱 33.8 萬，兩者相差 5.9 倍，數字相差高達 160 多萬，
是有史以來的最高峰， 究竟，哪個數字更接近事實呢？
2009 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
及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
曾於香港大學民意網站發表文章，
研究為何香港反政府的遊行人數統計數字，總是有著極大差異。
文章指，過往多年，香港每年「七一遊行」人數都出現幾個版本，
但基本模式不變：就是主辦機構公佈的數字一定是最高，
學者次之，警方最低。
然而以 2009 年四組數字之中，
兩批學者及警方所得的結果相當接近， 只相差約 15％，
但主辦單位的數字卻高出兩批學者及警方的統計數字達 2.4 倍之多。
文章總結時指出，統計遊行集會人數無法百分百準確，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解讀這些數字和當中的差異。
所有主辦機構都會因為某些政治和心理因素，傾向誇大人數，
而政府機構的數字，雖然很多時都比較接近學者的統計，
但卻會傾向低估人數， 即使結果很相近，
也總會加上「某段時間出發」、「某個時候在某個地點」等條件，
壓縮傳媒報道的數字，避免公佈全體人數，這種做法，
相信也是基於政治考慮。
但主辦方和政府機構都沒有公佈詳細數據，令數字很難作準。
但某些年份，可能雙方都預計會有學者獨立點算人數，
所以，數字差距會相應縮小，由此可見，雖然科學歸科學、政治歸政治，
但科學精神，有時的確牽制了一些政治行為。
從以上大學研究結果發現，遊行的主辦機構和警方，
都會因為政治原因，誇大或減少遊行人數，
所以，遊行人數的真正結果，多數是在兩者之間，然而，
以過往十多年的經驗總結， 遊行的主辦單位，即反政府的政客，
通常都會將數字誇大最少兩、三倍，
而警方則會把數字減少約百分之十至二十。
我們再以海外媒體「路透社」，
以電腦 AI 的科學方法點算為例子，
今年反修例如火如荼的時候，
2019 年 7 月 1 日真正的遊行人數是多少呢？
是否與港大學者的結論一樣，主辦單位必定會為人數加添大量水份呢？
按今年 7 月 2 日的報章報道，
「七一遊行」的主辦單位聲稱有 55 萬人上街示威。
但按照「路透社」以電腦 AI 人面辨識計算，
當天的遊行人數大約有 22.7 萬人，
比警方計算的 19 萬人，僅僅多出 3.7 萬人，
但卻比主辦單位公佈的 55 萬人，
少了 32.3 萬人， 主辦單位的數字，比電腦的精細計算足足多了 240%，
即 2.4 倍，這已經是一個不可能接受的差異。
我們可以看見，每一次所謂爭取民主自由的遊行，
主辦單位都會極其誇大參與人數，
即使今年的「七一遊行」，
有海外「路透社」以科學方式點算監察，
主辦單位仍有意無意地，
將遊行人數誇大 2.4 倍。
假如沒有其他海外獨立組織監察，
主辦單位極可能會將數字誇大更多，
所以，反政府一方的目的非常明顯，
就是以龐大遊行人數壓倒一切反對聲音，
當參與遊行的人數越多，
彷彿全香港也是他們的支持者時，
其他人就要被滅聲， 他們就可以打正旗號，
標籤任何不參與遊行的人，
聲稱他們是「與民為敵」，市民的公敵云云。
就如六百萬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樣，
當他們人數眾多的時候，
即使他們的所作所為是邪惡之極，
他們仍可以以少數服從多數的理由，
決定把摩西殺死，甚至重返埃及做奴隸。
Ref：錫安日報 2012 榮耀盼望 vol. 504 (201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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